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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物细节描写看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的错位(陈芳芳)

浏览量:3732|发表日期:2013-05-27|来自:

 

从人物细节描写看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的错位
——重读《最后的常春藤叶》有感
温州市第三中学     陈芳芳
 
《最后的常春藤叶》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代表作。在我国,它一直都是好评如潮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专注于作者通过其“欧·亨利式的结尾”表现出来的崇高的主题,而对文学作品中更应该予以关注的作为主题升华基础的人物塑造的分析却未有深入。
重读《最后的常春藤叶》,着重关注小说中的人物细节描写,进而对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分析,一种与传统批评家们迥然不同的观点跃然而出。
一、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的关系
文学即人学, 文学家们总是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通过人物塑造来展现特定的社会形态, 并通过人物形象的褒贬来表明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向。人作为生命的统一体有共相和殊相、抽象和具体等特征,作家正是通过对个体的殊相,具体的细节的刻画,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和价值追求。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作家呕心沥血、百费心思的重要环节。从本质上说, 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作家综合心态的产物, 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融合,人物塑造要更好地为主题升华服务。
《最后的常春藤叶》塑造了贝尔曼、琼珊和苏艾等人。故事中虽然贝尔曼总是声称“要画一幅杰作”,但“始终没有动手”。他的酗酒,他的暴躁,都表明他在事业上的失意,生活上的放纵;加上琼珊对生的绝望等情节,都令人感到沉重和压抑。然而,从贝尔曼舍身救琼珊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崇高。贝尔曼的死这一令人感到意外却又震撼的结局,使故事有了一道亮丽的色彩,故事的性质发生了突变。从对一般同情心的描写,提升到远比一般同情心更高层次的高尚品格的赞颂,这样的一个主题升华,使本文具有更强的思想意义,达到了作家应承担起人类灵魂探索和道德纠正的使命的目的。
二、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的错位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为主题服务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本文,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1、多愁善感的琼珊和脾气暴躁的贝尔曼是不相容的。
琼珊是位多愁善感、心理脆弱的年轻女画家。听听她的声音: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
“不,我不要喝汤……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那时候我也该走了。”
“我想摆脱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悠悠地往下飘,往下飘。”
从这些语言中可见琼珊对生活的绝望,一旦染疾便毫无抗争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说明她的多愁善感、心理脆弱。可以说,她的多愁善感比《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还要过。后者在葬花一幕,由花落联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不幸身世而感到悲哀,是正常的联想。而前者则是毫无道理地将自己的生命与风吹即落的藤叶捆绑到了一起。如果说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是病态,那琼珊的多愁善感更是病入膏肓。
相反,琼珊身边的贝尔曼却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老头儿”。他年逾六十仍一事无成,喝酒“总是过量”,“唠唠叨叨”,而且“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当苏艾把琼珊的想法告诉贝尔曼时,他的反应是,“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讽刺地咆哮了一阵子”。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平时贝尔曼对琼珊她们也有过类似的“咆哮”。暴躁的言行对脆弱心理往往是一种伤害,更会使其反感甚至鄙弃。这样两种完全对立性格的人如水火般不相容,更不用说走得很近了。而贝尔曼对琼珊不仅没有隔阂,而且还产生出具有献身精神的情感,令人不可思议!
2、琼珊和苏艾对贝尔曼的态度是轻蔑的。
听听苏艾与医生的对话:
“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的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
值得——别说啦不,大夫,根本没有那种事。”
苏艾的“男人?”“难道男人值得——”以及她的“哼”都明白无误地流露出两位女性对所有男性的不屑。她们这种对男性的轻蔑,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受贝尔曼影响的。因为就生活环境来说,她们接触最多的男性就是贝尔曼。一方是心理脆弱,对艺术有追求的年轻女性;另一方则是酗酒暴躁、一事无成的小老头。在小说中,苏艾这句对男性不屑的话脱口而出,也仅仅是碍于作为男性的医生的面子,她才急忙收住话题。这一情节正好表明:平时她们已习惯对贝尔曼表现出轻蔑之态。
3、贝尔曼对琼珊和苏艾的一厢情愿是不符合常理的。
无可非议,从贝尔曼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美——对他人的同情。然而,同情与献身精神有着天壤之别。人类的同情心生来就有但献身精神却不容易轻易产生。
贝尔曼为了挽救琼珊,献出了生命。这种拯救他人于危难之中的精神固然崇高,然而在文章中我们看不出两位女画家对贝尔曼表现出任何特殊友好的情感,在他们的关系描述中也未见其深入的交往。只见老画家将自己视为她们的“看家恶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单方的倾情相待,只能是老画家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一直以来,我们习惯对人物形象强加意志或把人物形象人为地丰满、拔高,结果把原本真实的人物,解读成只能供人们观赏瞻仰的雕塑,甚而一个符号,一种标签,消去其“人之为人”的特点。因此,这种不是基于人物性格,没有相互感情而发展出来的为他人献身的故事情节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其表现出的那种具有高尚品格的献身精神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创作中,人物塑造总是为主题服务的,因而其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应该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文章中两位女画家多愁善感、心理脆弱,而贝尔曼在两位女性对以他为代表的男性充满鄙弃的情况下仍然把自己视为她们的“看家恶狗”,这不能说不是一厢情愿。而且,他对琼珊的关爱是否到“以死相许、奉献生命的程度”,是否“冒着生命危险去创作这幅画”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此可见,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并非是以人物塑造为基础来得以升华,其人物塑造没有能够很好地为主题升华服务,其结果就是在文学表达上产生了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的错位。
三、对错位的反思
作为文学作品,《最后的常春藤叶》有着巧妙的构思,但由于其故事情节发展与人物性格特征的脱离,导致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发生错位。这却被广大读者所忽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
1、欧·亨利所处的时代的局限。
欧·亨利的创作年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四次经济危机,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工人农民等市民阶层更加穷困潦倒,为生存而奔波劳神的小市民、小职员、小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庞大,欧·亨利小说正是以这些城市平民为为主要描写对象。这些小市民每日辛苦劳作,生活乏味,他们想在并不太富裕的生活中找到高尚。《最后的常春藤叶》揭示了穷苦朋友相濡以沫的宝贵友情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正好迎合了那个时代众多的社会底层大众的需求。
2、“欧·亨利式结尾”的光芒掩盖了其人物塑造的缺陷。
“欧·亨利式结尾” 历来广受读者的欢迎。正如阿尔芬索·史密斯在为欧·亨利写的传记中所描述:“那些盛誉欧·亨利作品的人,都特别强调他的写作技巧,尤其是他的出乎意料的故事结局,以此作为他对短篇小说所作的独特的贡献。”
就本文而言,他用一个表现出人物高尚品格的结局来掩盖作品中人物塑造的细节描写的缺陷。在读到故事的结局时,读者看到的是老画家的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善良和崇高。无论是琼珊的多愁善感,还是贝尔曼的一厢情愿,有了老画家的自我牺牲,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所有的庸俗都变得崇高起来,因为读者被最后的结局震撼了,不由自主地容忍并接受了主角们的缺陷。贝尔曼舍己救人的高尚行为成就了这部小说,使它至今仍在我们中广为传读。
 
文学界对《最后的常春藤叶》的巧妙构思的赞誉实在是太多了,但却很少有人将文学作为人学来对其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就本文而言,欧·亨利让贝尔曼的死成就了我们需要的高尚。只要有了高尚,人物的矛盾性格特征、故事的真实性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对这种置真实性于不顾的文学追求的崇尚,笔者认为应该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