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成旭梅 > 专家视野 > 马克思主义与摩西主义(李野航)

马克思主义与摩西主义(李野航)

浏览量:3392|发表日期:2013-10-22|来自:新浪博客

 

马克思主义与摩西主义(李野航)
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出埃及记32:4
  通常,人们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产生某种联想并因此生出或正面或负面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可能是和诸如“集权体制”、“计划经济”这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联想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太多的历史事件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头衔,而这些历史事件又是那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命运。然而,无论是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头衔而推行的历史事件,还是我们由此产生的感受和联想,并非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历史的大锅里,被煮成一锅粥的东西未必有着共同的来源,这是一个需要辨明的问题。
  古人云:“真传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本质其实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就是:“存在主义加摩西主义”。所谓“存在主义”,就是一种拒绝将意识与人的“存在”割裂开来、并将人作为整体的存在置于人的意识所构建的自我身份之上、主张心物不二并通过实践与斗争去打通二者的主义;所谓“摩西主义”,就是“反偶像崇拜”(其本质就是反异化)加上走向“迦南”(即相信理想社会可以实现)的主义。
  自人类产生以来,异化现象就如同影子一般地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人呱呱坠地,伴随着巨大的被抛掷感,便产生了第一个存在性焦虑。婴儿需要一个外部形象来建构和把握自身。婴儿因此开始了在外部形象中体验自身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外部世界的形象与符号便如一层厚厚的硬壳一般将人的自我包裹、封存起来。这时,人已经不能够在自我的发源地来体验自我了,人只能在自我周围凝结成一层硬壳的符号性自我中来体验自己。比如,当成人说“我”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指向的并非婴儿出生及出生前的那个本源性自我(这个自我与神同在,亦即所谓天命之“性”),而是指被送往外部符号秩序中被他者所定义的自我。这个我是一个外化、物化了的“我”。这个“我”所在的地方就是社会“共业”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和本源性的、与神同在的“我”割裂开来了的“我”、一个外化、物化了的“我”(在隐喻的意义上,也就是伊甸园故事中被驱逐的亚当)。人类穷其一生所做的就是通过劳动创造产品来强化这个社会化的、符号性的“我”。当这个“我”凝结得越来越“厚”,这个外化了的“我”就越具有自主的“生命”。然而它的“生命”却不是来自本源性自我,而是来自外部镜像的世界。它的强大恰恰是以掠夺那个本源性自我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人通过劳动所构筑的这个外化的自我越是强大,人就越屈服于作为物的客体镜像的支配,人的本源性自我因此就会越发空虚、人就越发会感到不自由、焦虑与不快。但人用以解决这种不自由、焦虑与不快的办法又恰恰是进一步地去强化那个犹如吸血鬼般的外化了的自我,所以,人外化的自我越是“成功”,人就越发地沦为了客体镜像的奴隶。这就是人性的悲剧所在!马克思对此说过一句名言:“你存在得越少,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就有得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了的本质也积累得越多。”(见《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对亚当的诅咒。马克思对人性最深刻的悲剧的洞见和《圣经创世纪》是一脉相承的。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历史阶段,人性的这一悲剧性过程被千万倍的放大了。在这个阶段,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构筑着人类的那个外化了的自我,从而也前所未有地将人置于受奴役的境地,马克思的愤怒与不满,皆源于对人类的此种处境的愤怒与不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针对的乃是那获得了自主性的、将人最大规模地置于异化的处境的资本的力量。
  在《圣经旧约》中有一个故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下,摩西上山去领受上帝颁发的十诫,而以色列人却在山下拜金牛犊。摩西见状,愤怒地摔碎了镌刻着十诫的石板,并率人一口气杀死了三千个崇拜偶像的犹太人。为什么拜一拜金牛竟会遭致摩西如此大的愤怒、以至于要发动一场大屠杀呢?(摩西对犹太人做的事令我们联想到了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做的事。)这是一个具有深刻寓意的故事。偶像崇拜的意义不在于人跪拜泥塑木雕的行为,而在于人将其自我投射在一个外化的形象上,并从外化的形象中体验自身。因此,外化的形象逐渐代替并奴役起人的主体性生命来,直到将人性彻底摧毁为止,这就是所谓“异化”。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旧约》中拜金牛犊的故事是人类第一个商品拜物教事件。在拜物后面,隐藏的是人性的败坏。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已经表现出它最邪恶的一面的今天的人们而言,偶像崇拜已经不再是一个难懂的宗教或哲学概念了,它意味着由于我们对外部物质财富的过分追逐(因为只有在财富中我们才能体验到自身的存在),我们已经被财富自身的自主性规律给绑架了。我们的食物与环境充满了毒素,我们的社会人文环境充满了毒素,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住,人类的私欲在谋杀着人类自身,而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那个凝结在物质财富链条上的符号性“自我”太强大了,它早已吸干了本源性自我的“血”。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由衷地愤怒,但我们却意识不到问题的根源正出在被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我意识的产生上!
  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最悲惨的受害者就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将最先成为资本异化的牺牲品。不过,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悲惨命运,会使他们最早觉悟并奋身与这异化的力量做斗争。他们将最终联合起来,拿起批判的武器与那最大规模地推动着异化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并因此建立一个全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就像是《旧约》中的摩西,号召着人类去与偶像崇拜作斗争、并应许着一片更为合理的“迦南之地”。20世纪受到这种思想鼓动的社会精英们因此发动了一场场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并且,这一场场革命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旧约》中西奈山下式的血腥味。然而,革命即使在肉体上消灭了资本家,却并没有带来偶像崇拜的消除,反之,偶像崇拜只是换了一个姿势,对资本的崇拜变成了对权力的崇拜,并且到后来连权力也开始崇拜资本了。无产阶级并不因他们的贫穷而有福,而用无数人的鲜血去换取的更加理想的“迦南”之地也似乎遥不可及,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社会改造运动制造着新的异化。和摩西一样,马克思也就遭受到了空前的质疑。
  细想下去,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在客体(资本)世界中的异化的一般形式以及历史形式并提倡通过战斗来反抗这一异化,但由于人的意识的异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过程,这将让反抗本身也不免会蜕变成异化的一部分。悲剧并没有因为一种深邃的思想对它的洞见而停止脚步。“迦南”遥遥无期,而异化却在变本加厉。《圣经》认为世界必然败坏,而马克思却相信地上的天国事在人为。马克思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世界是荒谬的,是必然败坏的。在经验世界的维度,没有更加美好的“迦南之地”。所以《圣经》教导人“单单仰望神的国”。然而,即使人的“仰望”也是荒谬的。最荒谬的莫过于华尔街上居然也有基督教教堂。华尔街本质上就是这个世界上敌基督的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总部、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大巴比伦”。今天,它正在把它那“巴比伦的轭”加在全世界人民的脖子上,让全世界的人民遭受资本异化的奴役,然而,就在这魔鬼的住所,拜金牛的偶像崇拜者们也厚颜无耻的唱着基督教的赞美诗。我不知道,这些唱着赞美诗的偶像崇拜者们是否意识得到,他们的邪恶正在唤醒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而他们就是那愤怒的摩西所要击杀的人们呢?